【高市首相开场发言】
各位辛苦了。首先，我谨向2026年熊本地震的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，并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衷心的慰问。
下面，我说明一下今天我在自民党临时干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。
请看投影资料1。以“负担”减去“给付”的数值除以“家庭收入”计算得出的“净负担率”，我国高于其他国家。基于这一背景，我认为，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，要减轻一直以来苦于“物价上涨”及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负担”的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负担。
基于这一认识，我一直主张，将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作为改革的核心，并把下调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定位为“过渡性措施”，最终向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转型，就此推进相关讨论。
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之际，就“限时两年实施食品饮料消费税零税率”，我承诺“今后将在‘国民会议’上加快讨论，推动这一政策的实现。”
我们也十分重视“广大国民”对实现这一政策寄予的高度期待。
因此，为了追求减负措施的“充分性”和“时效性”，尽快以精准有效的方式为国民提供力度充足的减负措施，我们一直以坚定的信念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。
在此背景下，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昨天出示了《中期汇总报告》。
各位辛苦了。首先，我谨向2026年熊本地震的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，并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衷心的慰问。
下面，我说明一下今天我在自民党临时干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。
请看投影资料1。以“负担”减去“给付”的数值除以“家庭收入”计算得出的“净负担率”，我国高于其他国家。基于这一背景，我认为，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，要减轻一直以来苦于“物价上涨”及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负担”的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负担。
基于这一认识，我一直主张，将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作为改革的核心，并把下调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定位为“过渡性措施”，最终向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转型，就此推进相关讨论。
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之际，就“限时两年实施食品饮料消费税零税率”，我承诺“今后将在‘国民会议’上加快讨论，推动这一政策的实现。”
我们也十分重视“广大国民”对实现这一政策寄予的高度期待。
因此，为了追求减负措施的“充分性”和“时效性”，尽快以精准有效的方式为国民提供力度充足的减负措施，我们一直以坚定的信念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。
在此背景下，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昨天出示了《中期汇总报告》。
如投影资料2所示，计划于2029年“全面实施”的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，与会各党就具体方案的大方向基本达成一致。
这一“新制度”具有以下特点：
·不同于过去饱受批评的、以“全体国民”或“仅限部分群体”为对象的“一刀切式定额给付”；
·而是将“税收与社会保险费负担”和“现金给付”进行综合考量，根据收入等实际情况提供“精准定制化支援”，从这一制度设计来看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这一制度的实施，
·将减轻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的“在职劳动者”的负担，切实提高其“税后实得收入”；
·同时，可缓解因“年收入壁垒”等而导致“控制工作时间”的现象，应对“促进就业”这一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另一方面，关于在“全面实施”之前的“过渡性措施”，虽然各方一致认为，“有必要减轻”苦于当前“物价上涨”及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负担”的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负担，并为形成共识进行了反复讨论。但我了解到，最终未能就具体方案达成“一致意见”。
为减轻广大国民的负担，当下应采取何种措施，何种方式最为理想，针对这一问题，我本人结合《中期汇总报告》中反映的各党的意见，再次深思熟虑，在穷尽一切思考后，最终选择了我认为最佳的方案。今天，我在自民党临时干部会议上阐述了我作出的抉择，现向大家作如下报告：
首先，在干部会议上，我表示，关于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的“全面实施”，将根据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《中期汇总报告》提出的方针，扎实推进相关讨论，以确保自2029年度起正式实施。
其次，关于“全面实施”之前的“过渡性措施”，在讨论过程中，追求措施的“充分性”与“时效性”，得出的结论是：
·通过利用目前“官方机构掌握的收入信息”等，哪怕是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也能够在2027年6月以后可“先行实施”。
·关于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，如果调整为1%，相比降至0%，可缩短经营主体系统改造所需的时间，已经判明可从2027年4月起实施。
关于“过渡性措施”，《中期汇总报告》同时列出了包括“议长方案”在内的多个意见。在本次干部会议上，我作出的决定如投影资料3所示：
①首先，自2027年4月起先采取为期两年的措施，将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下调至1%，从而使“所有收入阶层”都能减轻负担
②此后，自2029年4月起“正式实施”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，集中减轻苦于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”负担、真正需要支援的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负担。
③与此同时，将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恢复至原来的税率（8%）。
④在此之上，在该制度“全面实施”前，一方面要确保支援力度的“充分性”，重点加大对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扶持；另一方面，消费税率恢复到原有水平时、将同步“全面实施”相应的 “给付制度”，为提高该制度的可预见性，决定在“饮食料品消费税”1%的额度内，自2027年6月起，“先行实施”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。
我表示，综上所述，实现“食品饮料消费税实际为零”的“议长方案”，是当前“最佳”的“支援方法”，希望能以这一方案获得广大国民的理解。
在此之上，考虑到产业活动单位所需要的准备时间等，为确保明年4月起能够如期实施“降低消费税率”，我在干部会议上要求党内统一意见，以争取最晚在今年“8月上旬”，将“议长方案”确定为政府和执政党的方针。
接下来，我就《中期汇总报告》中被指出的课题作一说明。
第一，对于无法享受“进项税额抵扣退税”的“农业从业者”等，将在评估其影响的基础上，参考以往实施的各种支援措施，探讨能够“令一线信服的应对方案”，并听取执政党的意见，由政府负责在今后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切实将相关措施具体化。
第二，对于“餐饮业”，也将在评估其影响的基础上，参考以往实施的各项支援措施，探讨资金周转等的预算安排，并与执政党协作，将支援措施具体化。
第三，关于如何“确保财源”，有意见指出“其方针不明确”。对此，在高市内阁具体推进“预算编制改革”的过程中，针对计划于2029年度起“全面实施”的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，以及为期两年的“过渡性措施”，正如《中期汇总报告》所出示的方针，为获得“市场的信任”，将保证上述两者的财源均“不依赖特例国债”的发行。
具体而言，正如“预算编制改革”方针所明确提出的，在今后的预算编制过程中，将采取以下措施：
①在密切关注“税收走势”等的基础上，推进“岁出和岁入两方面的改革”，并在稳步降低“债务余额在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中占比”的过程中，仔细评估“可行的财政规模”，具体确定“全年的国债发行额”等。
②关于“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补助金的调整”，以及本财年（2026财年）包括“外汇资金特别会计”及“独立行政法人等缴纳的款项”等在内的约9万亿日元的“非税收入”，政府将通过零基思维，从所有“特别会计”及“基金”等渠道挖掘进一步“确保岁入”来源。基于这一举措，通过整体改革，应对“必要的财政需求”。
此外，政府已明确提出，“预算编制改革”要摆脱“依赖补充预算”的财政运行模式，实行“补充预算仅限于确有高度紧迫性措施的方针”。
鉴于近年补充预算中“列支的用于应对物价上涨的高额预算”也具备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和“过渡性措施”的意义，政府将重新审视其内容。
事实上，我就任以来，在预算编制中通过实行“对整体预算的重点分配”等，成功抑制了“新增国债发行额”。
今后，政府将在“预算编制改革”这一大框架下，以初步预算和补充预算合理控制“全年国债发行额”，并通过“全面实施”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，以及在此之前实施的“过渡性措施”等，应对“必要的财政需求”。
第四，关于有意见担忧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无法恢复至原有税率（8%）”的问题，
·本次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与会各党的共识是，“消费税”作为宝贵的“社会保障财源”发挥着重要作用；
·同时，从实现“财政的可持续性”，确保“市场信任”的观点出发，
由我负责，两年后切实将税率恢复至原有水平。
第五，关于有意见担忧“在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率恢复至原有税率（8%）时，会导致负担大幅增加”的问题，
·从“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由1%恢复至8%的2029年度起“全面实施”的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这一制度的宗旨在于，着眼于减轻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等“在职劳动者”群体的负担，根据不同的收入水平，切实提高其“税后实得收入”。
·其结果，正如投影资料4所示，对于给付对象的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等“在职劳动者”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，所获得的支援效果高于“降低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的减负效果，因此我认为上述担忧并不成立。
在此之上，对于不在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对象范围内、但属于“有劳动意愿的低收入”群体，政府将细致掌握“不在给付范围内的需要支援的群体”的情况，包括以“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加以应对”在内，探讨必要的支援方式。对于可行的措施，争取在“全面实施”之前得出结论，以便从2029年度起同步实施。
对于不在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对象范围内的“无业老年人”，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汇总的《中期汇总报告》提出，包括梳理与“养老金制度”等“现行制度”下的应对举措之间的关系在内，继续探讨“必要的应对方式”，在计划实施“下一次年金法修订”的2030年之前形成结论。我们将就确保不出现被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和“现行年金制度”遗漏的群体展开探讨。
关于制度正式实施前的“过渡性措施”，参加“社会保障国民会议”的各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。
其中，许多在野党人士提出，与“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”相比，“给付”方式更为迅速、有效。
但是，
·要真正实现公平的“给付”，除了需要掌握“高收入配偶的收入”外，还需要从支援育儿家庭的观点出发，掌握“16至18岁被扶养者的信息”，在此基础上才能“全面实施”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。因此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·过去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基础架构，每次视情况实施给付，因此没有可借鉴的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”机制，而且每次都需要地方政府临时加以应对。
·实际上，例如去年年底决定以补充预算实施的对儿童每人发放2万日元的“应对物价上涨育儿支援补贴”，部分市区町村预计到今年7月底才能启动发放工作。
·此外，既然我们在今年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，将这一政策作为竞选纲领全力应战，那就必须重视广大国民对此寄予的高度期待。因此，我认为，有必要实施能够被选民信服的、力度充足的“降低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的措施。
此外，在各方提出的建议中还有意见指出，应同步实施“居民税减税”措施，以减轻负担。
·我认为，从“整体”上综合考虑“中等收入”和“低收入”群体的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”负担，“尽早”减负，就这一大方向而言，有许多一致之处。
·但另一方面，居民税具有“地方社会的会费”这一性质。要实施居民税减税，如国民会议上的发言所提出的，假设个人居民税的基础扣除额设定为50万日元，则其财政规模将远远超过“降低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所需金额。我认为需要针对其对地方财政产生的永久性影响这一“课题”进行一定的梳理。
顺便说明一下，如果仅“降低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，消费税率中包含的“地方部分”加上“地方交付税的法定比率”部分，共为约1.6万亿日元。假如按照建议，将个人居民税基础扣除额提升至50万日元，则需要约3万亿日元财源。而且，还需探讨永久性这一课题，因此并非能够急于求成，希望大家对这一点给予理解。
此外，关于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，我当初提出的“可退税的税收抵免”的理想形态和最终形态，包括结合“退税”与“税收抵免”的方式在内，将继续就“制度的未来蓝图”展开讨论。
本次“降低食品饮料消费税率”是日本引进消费税以来，首次实施的“消费税减税”措施。
我一直认为，未来在发生突发性传染病、大规模灾害等之际，有必要像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国家采取的做法一样，建立一种能够灵活调整“消费税率”的体系。
为此，我们致力于“推广促进能灵活应对税率调整的体系”，对我国而言，这也是一次“新的挑战”。
今后，“8月上旬”，将“与收入挂钩的精准给付”制度及“过渡性措施”作为政府和执政党的方针确定之后，将进一步推进“制度的具体设计”，计划于“9月”确定“大纲”，随后向临时国会提交相关法案，力争早日通过成立。
当前的重要课题是减轻苦于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负担”及“物价上涨”的群体的负担，为了尽早实现这一目标，希望得到广大国民的理解。
我的发言到此结束。谢谢。
（中文为暂译仅供参考，原文为日文）